上周，我在中伦敦一座办公楼外看到两位女士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人都穿着高跟鞋与漂亮的套装，费劲地收拾着一个活动挂图，纸页在风中不停地摆动。铝制脚架上那块大大的演示板显得古朴精致，不由得让我怀念起做报告的人们用毡头笔在宽大的纸张上写写画画的年代。

要不是因为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请我加入瑞士一个全新政党“反PPT党”(Anti PowerPoint Party)的邀请函，或许我已经忘记了上述那一幕。“终于要做点什么了！”——这是该党的口号。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悄悄做着一件事：我一直拒绝学习使用这个几乎无处不在的软件。作为一名做报告的人，我一次都没有使用过PPT；但作为一名听报告的人，我被PPT幻灯片“轮奸”的次数已经多得我自己也数不清。
我从这种体验中得到了什么？很难讲，因为我的默认反应是忘掉它。那些别人曾经展示给我看的幻灯片，我已经一张都记不起来了。鉴于我肯定看过总计不下 数十万张幻灯片，一张都没记住似乎也太离谱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未从头到尾听完一个好的PPT报告。但我之所以听完过，是因为做报告的人成功地向受众解释 清了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尽管报告人身后的“视觉噪音”在不停地分散受众的注意力。
反PPT党尝试着计算出了傻呆呆地注视着这些幻灯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观看枯燥无味的PPT报告每年会给欧洲造成1100亿欧元的损失。
我怀疑实际损失数字可能更加糟糕，因为他们的计算忽略了间接影响。PPT一定是世上最不快乐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被大量幻灯片“炮轰”后，会让人变得情绪暴躁和消极、没心思工作。
更糟的是，它降低了讨论的质量，导致了糟糕的决策。PPT上演了一个奇迹：它让事情变得既过于简单又过于复杂。它将微妙的想法简化为点句，但同时又鼓励你用不相干的数据拉长演示稿的篇幅——因为剪切与粘贴太过容易。
反PPT党希望采用和平手段反对PPT的使用；它希望能有大量新闻工作者写出本文这样的文章。即使真有这么多人写了，我也仍觉得成功的希望渺茫。 2003年，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围绕该问题撰写了一篇影响深远且极具震撼力的文章，题目是《PPT是魔鬼》(PowerPoint is Evil)，发表在《连线》杂志(Wired)上。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生——除了PPT继续变得越来越强大。
重读那篇文章，我认为塔夫特对他攻击的对象态度有点软。他说，PPT报告“就像校园剧——非常嘈杂、非常缓慢、非常初级”。事实上，它们要糟糕得多：校园剧对外行人来说往往还是挺有吸引力的，而且，舞台上通常都会有你所喜欢的人。
劝大家放弃使用PPT，会比劝他们（比方说）重复使用塑料袋或在LOFT内增加隔断困难得多。人们坚持使用PPT是出于三个强有力的理由。第一，因 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第二， 因为它比写一份得体的演讲稿（你得事先仔细琢磨你要讲什么）容易得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PPT会放松报告人紧张的神经——站在一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呆 头呆脑地跟着屏幕上的提示词讲，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要想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反PPT党就需要在党内组建一个恐怖主义派别。这些人将鼓吹砍断桌子中央连接笔记本电脑与投影仪的连接线。或者，他们可以帮大家窜改幻灯片，随机地在某些幻灯片上插入这句话——“这是又一张愚蠢的幻灯片”——或是插入人们熟睡的照片。
一个更好的做法是呼吁颁布彻底禁止使用PPT的法令。在一 个失去PPT拐杖的世界里，报告的数量将会减少（人们会因神经紧张和准备工作艰难而放弃做报告），报告的篇幅也会缩短。它甚至可能意味着，受众会认真地听 报告。人的声音——尤其是由一位大脑经过思考、身体经过排练的人发出的声音——会是精彩而令人难忘的。
十多天前，我去观看了伦敦的一个表演，名字叫《True Stories Told Live》。表演的内容是6个人站在那里，在不借助视觉“辅助物”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讲故事。故事的话题并不宏大——有个家伙讲一杯茶就讲了10分钟。但 我现在还能够将他的故事复述给你听。观看完那个表演的次日，我看了一个关于女董事的PPT报告。关于那个报告，我现在能够复述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唯一记 得的一件事就是：乏味至极。